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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鹏: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老区“塑形”“铸魂”

时间:2020-01-06

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发利用红色史迹、发展红色文旅产业、打造红色教育示范基地,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保育与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双向互补、良性循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在革命老区乡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但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总体上仍然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开发趋同化、发展合力难以形成等问题。引领革命老区走上乡村振兴道路,既要以红色资源为之“塑形”,更要以红色文化为之“铸魂”,形成城乡融合、错位发展的红色乡村发展新格局。

加强规划设计讲好“红色故事”

以红色资源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塑形”。发挥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就要深入挖掘、精心整理老区红色资源,打造文旅融合精品和红色旅游胜地,擦亮革命老区的“红色名片”,延伸出红色文旅产品加工业以及各类专业流通服务组织、城乡电子商务等新模式,进一步导流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创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等新业态。同时,理顺体制机制,避免多头管理,建立完善革命遗址保育联席办公会议制度,成立以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分工协作的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工作领导小组,以“重点遗址重点管、一般遗址规范管”的原则,对红色资源进行细化分类,强化修缮保护和开发利用,打造红色产业生态圈。

——关于广东乡村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调研与思考

以红色文化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铸魂”。革命老区既是红色文化旅游胜地,也是红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者相辅相成,文旅高度融合。要运用城市科技、信息、资金等优势反哺革命老区,加强红色人才培育力度,打造一支既熟稔党的长期奋斗历史和优良革命传统,又能紧跟时代步伐、善于与时俱进的红色专业人才工作队伍,“回引”一大批眼界宽、思路活、资源广、能力强的人才回村发展,在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中扮演重要角色。依托红色文化基地建设夯实革命老区组织基础,以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培养、孕育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激发老区振兴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建设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交融、和谐交响的乐土。

殷倩 孙业亮

打造城乡融合、错位发展的红色乡村发展新格局。革命老区乡村众多,要依据革命遗迹的历史影响力、公共服务配套、城乡一体化程度等社会资源和自然禀赋制定规划,分址施策。要培育不同红色乡村的比较优势,以特色兴优势,以优势促发展。坚持系统整合与区域错位发展原则,打造优势互补的红色产业链条,构筑革命历史主题旅游规划线路,加强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精准扶贫以及美丽乡村等资源整合,构建“红色小镇”和“红色乡村田园综合体”,既达到红色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交会,又实现红色乡村之间的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据初步统计,广东省拥有近4000处乡村红色史迹,约占全省红色史迹的89%。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讲好红色故事,注重发挥乡村红色文化资源在农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厚植红色基因,赓续红色文脉,推动乡村红色文化快速发展。“四个突出”推动乡村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

一是突出建章立制。红色革命史迹是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为强化保护工作,广东省出台《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行动实施方案》,以制度规范构建全省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常态化机制。各市县也纷纷出台相关规定,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例如,韶关市制定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工作方案、红色革命遗址修缮保护工作方案,编制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从挖掘梳理、修缮保护、产品打造、资金投入及宣传推广等方面,压实具体责任。

二是突出多元参与。广东省不断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股权投资等多元化投入方式,建立常态化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经费保障机制,形成财政政策支持引导、各方共同参与的管理模式,推动红色资源有效利用和传承发展,群众修复保护遗址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例如,惠东县稔山镇雁湖村自发筹建红军出港纪念园、雁湖革命史馆,化州市民间修建大量革命纪念馆和小型纪念碑等。

三是突出功能整合。广东省倡导发挥乡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复合型功能,开发利用后的红色遗址和纪念设施也成了群众休闲场所,兼具文化、教育、休闲、旅游等多种功能。例如,被誉为“东江红都”的惠东县高潭镇,将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游相结合,将红色教育同近郊休闲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红色为基,红绿相融”高质量发展之路。2017年,高潭镇共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约1.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389元,同比增长

25.4%。

四是突出多线联动。广东省将保护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启动“红色村”党建示范工程,把红色资源变为发展资源。“红色村”选点兼顾“红色传承”和“扶贫帮困”两个要素,重点覆盖粤东西北的革命老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东江纵队活动区域,助力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面临“三大瓶颈”一是乡村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九龙治水”,体制机制不顺。不少地区红色史迹保护呈现“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管理局面。例如,烈士纪念建筑物一般由民政部门管理,遗址文物由文化部门管理,革命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及研究由党史部门负责,申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旧址遗址又归宣传部门管理。多头管理,容易导致责任不清、权限不明、保护开发职能碎片化,甚至留下监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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