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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机关报批官员自定贪腐“安全范围”:掩耳盗铃

时间:2020-01-06

受贿“立规矩”,纯属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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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本报报道了河南省安阳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卢铭旗严重违纪案例。这名贪腐分子在面对送钱送物者时,曾给自己定下“三不收”的规矩:“关系不好的不收、信不过的不收、家庭困难的不收。”他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规避纪律处分。

“对房地产开发商、个体老板送来的礼金等我一一笑纳。我甚至还荒谬地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收‘礼’就收不超过3万元的,因为3万元以下是小钱,收也无所谓……”在《检察日报》8月21日刊发的一份忏悔书中,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而锒铛入狱的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伍佑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耿国顺如是说。

3月2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只挑熟人收钱岂非掩耳盗铃》。文中提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张德友“只挑熟人收钱,只为熟人‘办事’”,以达到“安全腐败”的目的。同样的,河南省安阳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卢铭旗也有自己的贪腐“原则”:关系不好的不收、信不过的不收。

用自定规则代替纪律、规矩,在歪路上越走越远,卢铭旗最终受到严惩。他的案例警示党员干部,在纪律面前自定所谓的规矩就是不守规矩,妄图以此逃避党纪的惩处也是一厢情愿。

自立“收‘礼’就收不超过3万元的”的荒唐“规矩”,不是纪盲法盲就是把党纪国法视同儿戏;伪托“3万元以下是小钱,收也无所谓”的借口,显然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如此一来,耿国顺倒是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当然,也成功地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据澎湃新闻记者梳理盘点,像上述二人这般“讲原则”的贪官还有不少。

所谓的“收钱规矩”“安全范围”,都是掩耳盗铃

耿国顺自称,“在刚担任财政所所长时,我的纪律意识并不弱,烟酒等坚决不收”,后来“儿子上大学、就业、购房、结婚等事情急需用钱”,金钱才变成了他的首要奋斗目标。以“急需用钱”为由伸手搞腐败,与其受贿“立规矩”一样,本质上都是美化自己的丑行。心理学管这叫“合理归因”,即找一些借口来为难以接受的情感、行为和动机辩护,通过外归因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

不收超3万的礼

从公开通报的案例来看,一些贪腐官员为了让自己的贪腐行为不被发现,掩耳盗铃,给自己制定所谓的“收钱规矩”,划定受贿的“安全范围”,觉得这样就能降低自己被查处的几率。

像耿国顺一样为受贿“立规矩”,最终难逃“落马”结局的干部,并不少。如,海南省澄迈县委原副书记卢勇收钱有几个“原则”:一是不熟的人送钱,不收或不全收;二是收了钱未办成事,必须退钱。河南省安阳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卢铭旗曾给自己定下“三不收”的所谓“规矩”:关系不好的不收、信不过的不收、家庭困难的不收。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破纪破法过程中立的“规矩”再怎么天花乱坠,也不过是作茧自缚、惹人耻笑的闹剧,更禁不起纪法利剑的轻轻一戳。

“由一名受人尊敬的街道办事处领导变成一个阶下囚,这样的角色反差让我难以接受。但由于我犯下了大错,走到这一步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伍佑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耿国顺在其忏悔书中这样写道。2017年9月29日,耿国顺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22万元。

有的主动将大额贿金上交,实则是“缴小头拿大头”,将大部分款项收入囊中,故意制造清廉假象,妄想给自己的腐败行为“打掩护”。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副区长龚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龚辉到白云区任职的第一年,就向组织上交了多达20多万元的礼金红包。但他后来一打听,认为上交的人并不多,上交的数额也不足,于是主动上交红包礼金的意识很快消失了。2008年至2011年间,龚辉仅收受老板赖某一人的红包就达20万元。最终龚辉因受贿200多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况且,欲望的阀门一旦打开,接下来的“事故”基本上就是同一个版本——欲壑难填、身不由己、一泻千里。耿国顺,到后来并没有守住自己立下的“规矩”,逐渐从“收礼就收不超过3万元”,变成一次收下十几万元也心安理得。

耿国顺坦言,开始他的纪律意识并不弱,烟酒等坚决不收。后来由于儿子上大学、就业、购房、结婚等急需用钱,金钱就成了耿国顺的首要奋斗目标。在挣扎、犹豫之后,贪欲最终战胜了理智,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对房地产开发商、个体老板送来的礼金等,耿国顺都一一笑纳。

有的错误认为官员贪腐被查是因为行贿者“不可靠”,因而耍起“小聪明”,搞起“小圈子”间的“熟人贿赂”:关系不熟的不收,收钱只收“朋友”的,并以“正常人情往来”为幌子一步一步与“朋友”结成利益同盟。辽宁省政协原常委周连科曾帮助两个他自认为的“铁哥们”在企业转制、经营过程中大发其财。之后,两个“铁哥们”也给予了周连科丰厚的回报:从1998年至2016年,周连科先后索取、收受张、梁二人财物共计589万余元,其中在十八大以后,收受财物257万余元。2017年3月,周连科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又要收钱,又要自保”,是始于贪婪、生于荒诞的一杯鸩酒、一枕黄粱,也注定是一出悲剧。奉劝那些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戏精”们:在党纪国法面前,玩“套路”没有出路,“抖机灵”终究不灵!(本报实习记者 辛董超 翟濯)

“我甚至还荒谬地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收礼就收不超过3万元的,因为3万元以下是小钱,收也无所谓。”耿国顺说。

“我不卡你,为你办事是我们正常的工作,但是你表示点感谢也是应该的。”安徽省亳州市食药监局原调研员李健落马后的供述,反映出了一些党员干部心里的“小九九”:“只要我不开口索要,你主动对我进行答谢,就不算违反纪律。”甚至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认为:现金不能收,但土特产、礼品收一点没关系。殊不知,纪律规定明明白白,不管是主动索要还是“被动”接受,不管是逢年过节的几条烟、几瓶酒,还是上千元的红包,党员干部只要伸了手,就触犯了纪律,违背了原则底线。

收富不收穷

自定贪腐“规矩”,导致防线一步步后退

据《检察日报》报道,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盐河卫生院原院长费沛德受贿也秉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收富不收穷”。他拒收家庭经济困难病人的红包,对“有钱人”的贿赂则坦然收下。

浙江省仙居县纪检干部徐巧巧表示,所谓“自定规则”,“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违纪找一个借口。很显然,贪腐官员自定的规则再巧妙、再隐蔽,都不能掩盖其目无党纪、违背原则的本质。所谓“有原则、有选择”地受贿,不过是贪腐者心存侥幸、自欺欺人的伎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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